申荷永教授的《三川行思》到手后，已详细阅读过两遍。我作为亲历者，阅读此书的时候也仿佛再次回到一年前的四川，所有情景历历在目。但仅仅以回忆录来看待此书却并不能反应出它的真正价值。作者通过对“慈悲”的象征性阐释以突显了面对大灾难事件时之心理分析态度；以强调“中孚”而展现心理分析之建立关系；以“感應”为心理分析之上乘心法。等等……这些贯穿着本书的所有内容。实际浓缩了中国文化与心理分析结合的某些精华。当然，我不宜在此讲的太多而干扰读者自己的阅读。

    书中还有我印象深刻的是，东方的羌族祖先和西方的潘神的类比阐释。这次大地震相当于对羌族地区的“灭顶之灾”。我不由想起罗马凯撒时期关于潘神的一则传说，大意是：一个船长航海经过两个岛屿的时候，听到一种很大的哭号声，“伟大的潘死了，伟大的潘死了”，这个声音如此的清晰和生动，以至于这个船长上岸后一定要去拜见皇帝。他要对最高的君主禀告这一非比寻常的消息。从神话来看，那个时代的潘神已经发展成一个唯一的至上神，然而这个神却死了。我们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基督教在那个时代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也就是，神死了，但神却到了人子耶稣的身上，神变成了人。从这一过程看，神圣的权力第一次交到了人身上。从半人半兽的东西到具有人形的人，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所以潘神的牺牲却带来人类的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是势不可挡的。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脸皮相对较厚，杀人相对较狠，虽然已被看出来本不是什么天之骄子、大救星之类的，但却迟迟不肯交权。相反，为找神的支持而无所不用极。所以，每逢什么发大水啊，地震啊，统治者都一贯高度重视，其实说穿了并不是真的体恤到了民众的苦难，而是担心手中的大权不稳，民众不是算个“屁”么？而这次汶川大地震，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公民，仅仅是为了“我能做点什么”来到四川，并没有被号召被领导来到四川。他们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自己做主。地震虽然惨烈，悲伤之余我真的为这些能主动去做点什么的人而感动。意识到“我是可以行动的”在我看来意味着公民灵魂的苏醒。当然，我并不是说没有去四川的人就没有灵魂，很多没去四川的人他们同样有自发的行动。

    正如书中所提到的，本书也是对雷达的纪念。我想起到成都的第一天雷达到火车站接我，我看见他白色的车上贴着“万众一心”四个大字，我当时还问雷达为什么不用当时非常主流的“众志成城”，雷达淡淡的说，“这么大的地震，有心来做点事就不错了”。正说着，路上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少女拦住我们的车，那是一个要求到灾区一线的女孩，背着个大包，瘦瘦小小但全身上下全副武装。雷达问了一下她的专业，说是学护理的，从武汉来。我们马上把她送到成都市团委，那里正在组织护理的队伍。一个弱女子，既没有亲戚朋友，也没有什么组织，孤身一人便来到四川，其行动所需的魄力和胆量是惊人的。老于世故的人可能会说，这叫做事不计后果，其实，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行动的人概不会为这些怯懦的理由所累。雷达就是这样一个绝不缺魄力和坚强的人，但因为他是本地人，这种天然局面使他比我们这些外地人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都多承担了10倍。我还记得雷达打给我老婆的电话里说道：“你放心，老牟在我这里，我肯定要保证他的安全的。”这就是雷达！如果说雷达是男性精神中刚强的典范，那么他的夫人刘芸却饱有那种女性精神的坚强。她在家庭面临如此重大灾难之时所展现出的罕见的承受力和坚定，我由衷的敬佩，并且对于他们的小女田田也觉得宽慰。

    感谢申荷永教授写了这本书作为见证。也在今天撰写此文纪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苦难而牺牲的人们。

转自山木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999900100dgp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