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强迫症患者的结构式家庭治疗

来源：中华精神卫生网

聪聪是一个强迫症的孩子，今年已经22岁了，症状是反复地想问题，一切必须尽善尽美，一切必须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经过很多治疗无效，最后走进了家庭治疗的诊室。

    他从小由母亲带大，父亲工作很忙，即使管他，也是说教。聪聪对父亲的说教与严厉不满，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这种被控制的感觉，使他发展出了这种控制的病――强迫症。

    在开始的治疗中，孩子的母亲总说父亲不了解孩子，过分严厉，不体谅孩子的痛苦，总要保护孩子。孩子的父亲则总是不停地说教，侃侃而谈，完全不顾孩子有没有在听，他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很专制，没有给孩子以充分长大的空间。

    母亲在对父亲失望之余，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形成牢固的母子联盟。对丈夫的说教同样也显露出不满的情绪，变成孩子背后的支持力量。

    当丈夫主动与妻子交流时，妻子好像已经不太习惯和丈夫面对面地交流，还总是亲密地看着孩子的一举一动，不太理会丈夫的意见。认为丈夫不管孩子不理解孩子。

    孩子既埋怨母亲没有给他成长的空间，又离不开母亲的生活上的照顾，与母亲纠结在一起，但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还不知该如何分开。

    在治疗中，我与聪聪探讨了如何和父亲讨论自己的要求，什么让父母管，什么不让父母管的问题。并把孩子的症状解释成为是为了帮助母亲获得父亲的关注才生病的，他的强迫行为是在母亲面前才做得比较多的，在外人面前做得少。

    父亲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对孩子要求严，但对其它方面给予的自主权不足，说教多，独立少，孩子感到被父亲控制，把强迫行为重新框视为孩子想引起父亲的关注，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就解除孩子对行为问题的责任，赋予行为新意义，以改变他们的沟通模式。

    逐渐地，我开始积极地要求家庭成员改变，例如当父亲认识到不与孩子的母亲讲话，就会影响到了孩子时，他就主动孩子母亲讲话，共通商讨孩子的问题。这样就改变了家庭中的关系结构，协助孩子能够认识到他与母亲之间的界限。

    对于聪聪，我则鼓励他要像一个22岁的“男子汉”一样，与父母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学习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改变。这种的空间结构表示他们需要分开他们心理上的距离，也就是要建立某些界限。

    在对家庭的关系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后，我首先挑战了孩子的强迫症状的意义，从为什么孩子的症状在母亲面前重。而在外人面前轻开始，把孩子的症状重新框视为给寂寞的母亲演戏。当发现这个说法家庭较难接受时，又把孩子的问题引入到帮助母亲引起父亲的关注，以满足母亲的需要上。

    我让孩子与父亲比个子，暗示他已经长大，要用一个22岁的男子汉的方式去看问题。

    我让与母亲亲密地坐在一起的孩子离开原来的座位，变成坐在父亲的对面，鼓励孩子与父亲面对面地沟通、对话，表达自己的愿望。然后再让母亲坐在父亲的身边，与父亲讨论如何对待孩子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调整，从空间上重整了家庭的结构。父亲的悟性很好，当时就顺着治疗思路主动要求妻子与自己多谈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主动拉近与妻子的距离。

    妻子不理会丈夫，认为丈夫不理解孩子的心理，我着重放大了母亲独自持家得不到丈夫帮助的痛苦，使她学会不再孤军奋战，学会寻求支持。

    这时，我提升了孩子的力量，问他还要做父母之间沟通的桥梁多久？还是已经决定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把孩子从夫妻的关系中拉出来，独立地成长。

    最后，我给夫妻留了作业，利用孩子住院不在身边的机会一起做些他们原来喜欢做的事，好好地沟通一下如何在孩子出院后对待孩子的困难。

    在治疗中，着重揭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将父母对家庭的贡献等同起来，不分高低、大小，这种处理使全家都较容易接受，同时又使父亲感到他以前对妻子的工作的忽视和对孩子教育的僵化、刻板，自由度不足。

    这次治疗后，家人感到治疗给了全家很大的冲击，对孩子有了很深的了解，懂得了如何放手给孩子以成长的机会，夫妻之间也学会了如何共同商量解决孩子的问题，夫妻感到彼此互相增进了理解，能感受到对方的工作之不易，不管是在外工作，还是持家为主，都是为家庭的一种贡献，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教育孩子是共同的责任。

    孩子也能学会独立地处理问题，自己解决强迫症的问题，不再是纠缠着母亲了。随访至今，孩子的情况良好，已经能独立地在外地上学，症状也控制良好。